1980 年 臺 灣 的 精 神 醫 療 概 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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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0年的臺灣精神醫療,長什麼模樣?

讓我們透過陳永興精神科醫師,於民國69年(1980)2月至4月間,偕同衛生署、處多人,由北至南走訪80家的公私立精神科醫院診所(不含軍方醫院),考察的醫療設備及人力現況等調查結果,來窺探彼時期的精神醫療的大致樣貌。

首先是公私立比例,只有7家是公立機構,其餘62家是私人的診所醫院,11家是財團法人所屬;顯示政府對精神醫療的照顧,遠低於私人及財團法人的比例。地區分佈上,也呈現很不平均的結果,四大都市擁有過半的醫院診所,苗栗、南投、台南、台東、澎湖,這五個縣連一家精神醫院診所都沒有。

專業人力也是嚴重不足。彼時,臺灣的每萬人口只有不到0.1位的精神科醫師,達不到世界衛生組織標準的十分之一。80家機構中,只有臨床心理技師24位,社會工作者27位,作業治療師35位,跟護理人員758位(其中436位有執照,322位無執照,稱為「護理助理人員」)。

這意味著,只有少數醫院(調查說,就12家!)可分配到較充足的設備跟人力資源,其他的62家的診所醫院,只能招募未受過完善精神科訓練,或參加退役軍醫特考及格,或甄選考試及格的乙種醫師來執業;在收容為主的私人醫院中,因為經費有限及專業人力不足,日常護理幾乎都由護理助理員或僅雇用男性工友來代替,更別提擁有其他職類的專業人員。

整體來說,這是一個精神醫療資源欠缺且分配不均,相關專業人員的質與量皆嚴重落差、不足的年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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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有病房的58家機構中,只有12家的設備較完善,並提供有藥物治療、心理治療、復健作業、家族或團體治療、環境治療的配合使用;29家只有簡單的藥物治療,加上簡單的心理或作業治療;10家幾乎沒有治療,就是長期的收容或說監禁隔離。

普遍病人的活動空間狹小,鐵窗柵欄外,房內的設施簡陋,缺少各種休閒娛樂跟復建治療的設備;尤其在貧民施醫的特約院所或救濟院的附設養護所裡,這幾百人的擁擠環境中,病人的營養不良、衣服破爛、身體發出惡臭,皮膚病跟肺結核沒有獲得治療,餐廳、浴室、廁所十分陰暗、骯髒,都是發生過的事。

半數以上的醫院診所都缺乏護理站、活動室跟庭院,也沒有保護室、急慢性病房的區別,當病人吵鬧、暴躁或有危險舉動時,通常以禁閉室隔離,或施以腳鍊、手銬處置。陳醫師說:「這樣的日子既沒有歡樂也沒有希望,年復一年的在裏頭坐以待斃。」

收費方面,每個月包含醫藥、伙食的平均費用約8千到1萬4,但就像跟社會局(處、科)簽屬貧民施醫的34家的公私立特約的醫院診所,對病人的治療、照顧及設備的差異很大;每個縣市對精神病人的待遇也不一樣,沒有一致的標準。

病歷管理上,只有12家記載詳實且有專人管理,大部分52家的病歷內容都過於潦草、簡單,甚至連診斷、症狀描述跟發病過程都闕如,只寫上所用的藥物;甚至還有某養護所的病患住了十多年,其病歷只寫不到一頁。

醫檢設備方面,大部分的私人診所醫院都缺乏基本的血液、尿液等生化檢驗設備,只有公立醫院或少數幾家的財團法人醫院,才擁有上述及心電圖、X光、血清梅毒試驗或血清鋰鹽的檢測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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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60年(1971),官方曾從臺大醫院精神科做過的精神疾病的盛行率調查,推算出全省的精神疾病總床數應該有1萬5600床;但到民國69年止,病床數尚不到推估值的一半,僅有6023床,其中1780床在執行積極治療,4243床只收容長期的慢性病人。

他們的調查發現,彼時的精神病人一旦被送入住院,就很少有機會返回社會。平均82%的病人沒外出、外宿過,家屬地址不詳者達55%之多,當有地址登錄的病人前往家庭訪視時,僅30%能找到家屬;當時多數的私人特約精神病院都無提供積極治療,最終病人就是長期的與社會隔離,呈現出慢性的敗壞現象。

他們指出應該有超過60%的病人是可以回到社區治療的(尤其是20至49歲間的青壯年)。但因為:1.找不到或無家屬2.病人的症狀仍存3.家屬有照顧、情緒跟經濟上的困難4.社區的精神醫療資源跟經費嚴重不足5.社會對精神疾病的認識和接受度有限(彼時以排拒居多,現在可有太大改變?)6.尚未有保護救濟精神病患之人權觀跟社會福利辦法等……。

多數的他們(我們的家屬、同胞或自己)就難以獲得適合的精神醫療照顧,甚至餘生皆難以回家了。

陳永興醫師曾在報告的序言這麼寫:「筆者絕無批評或指責任何個人或任何單位的想法,相反的,對於所有從事精神醫療工作的個人或團體所遇到的困難,筆者有極深刻的體驗,照顧精神病人是極為吃力不討好,而為社會上大多數人不想做的。可是要改善目前台灣地區精神醫療的種種問題,絕不是靠少數現有的人力和設施就能解決的,因為這是整體社會的問題。

是啊!如何照顧比我們弱勢的精神病人?這是考驗你我想要擁有怎樣的社會成熟度?以及保護彼此的身心健康和安全的問題。

參考文獻:

陳永興(1981)。飛入杜鵑窩──台灣地區精神醫療實況報導。自費印刷書籍。

註:本文照片皆引自上述書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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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情 緒 泥 巴 裡 種 蓮 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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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心理師五年後,我開始變得沒那麼害怕衝突。

甚至發現人和人的吵架,原來是這麼「努力」想要「親近」彼此的嘗試。正因為想要拉近彼此的距離,想要讓對方知道自己是怎麼感受、怎麼想的,所以我們「勇於」向對方揭露自己的情緒,跟各種未成熟的想法給對方;對方也為我們做同樣的事,表示我們都沒有放棄彼此。

我們願意花時間、努力給表面的爭吵之外,我們所期盼的共同東西,也就是對彼此情緒的回應、關照,跟相互心思的「聽到、讀懂」。

是衝突,給了我們更深入地情感互動,跟進一步理解彼此的機會。要不是吵架,我們可能不會有動力,去繼續在爭執、怨懟跟各種不好聽的話話、互動中,去確認原來我們是在意彼此的,原來對方的感受、期待,跟自己的有許多差異。

「衝突」和「在意」,給了我們「想方設法」去修復關係的力道。

有時候,我們的關係可能就斷裂了,也不知道怎麼修補?但當我們沉下心來,向彼此學習時,這衝撞有機會帶給我們更深入的相互情感接觸,跟「修復關係」和「更佳的相處之道」的修習。

或許,關係怕的不是破損,而是我們不想修理了。對於想學習修理關係的我們,每次吵架,就像是隱藏的寶物再次洞開(痛開)的時候,我們可以試著在其中撈出依舊存在的情感,跟更好的表達、溝通、相處之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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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行禪師也是有教人「如何爭吵」的。

他指出,爭吵的受苦,常發生於兩方無法溝通,落入相互攻擊、想保護自己的情緒化反應。因為我們都受傷、受苦了,我們暫時不再有包容、理解他人和自己的能力;我們有意、無意只想要對方也感受到與自己相同或更甚的苦,好讓自己好受些,並期望對方為我們的受苦負責。

爭吵時,我們很容易就被「情緒魔王」帶走,任他對我們予取予求、放肆破壞;我們總能很快找到餵養「情緒皇族」的美食(他人的缺失、自己的委屈、過往的齟齬),來讓情緒魔王長高、長壯。這才發現,情緒魔王愈壯大,我們愈沒人真正獲得快樂和解脫。

一行禪師說:「我們真正的敵人不是他人,而是我們的無知、對自己觀點的執著,跟我們的錯誤覺知。」而轉化負面情緒的方式,可以從停止餵養「情緒魔王」更多的養分開始。

我們先暫停自己的情緒反應,回到好好的呼吸。讓身心的緊繃一些些緩和下來,慢慢打開一點點觀看、理解、清明的空間;如實地看自己的狀態,傾聽自己的情緒在說些什麼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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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好的呼吸與放鬆,能幫助我們減緩心痛的加劇。

在我們有能力「傾聽」他人前,我們需要先回來「傾聽」自己的情緒,「照顧」自己的受傷。讓「情緒魔王」可以好好對我們訴說其受苦,讓我們以擁抱、理解和支持回應。唯有當我們沒那麼痛苦,可以對自己澆灌覺知的呼吸、柔軟、理解和慈愛時,我們才有能力去澆灌「傾聽」和「愛語」給別人。

至此,「爭吵」才有機會成為我們成長的契機,教我們深化人際間的溝通和諧之道。

我們開始看到,原來對方也和自己一樣,是位受苦、受傷,想要「離苦得樂」的人。他也卡在受苦中,不曉得怎麼解脫?他跟我一樣,都想從關係的痛苦中走出來,渴望被理解和愛的話語滋潤。

當我們的身心更安穩、放鬆、寧靜時,我們有機會去看見、洞察,我們到底發生什麼事?我們各自受了什麼苦?其根源是什麼?

一行禪師提醒我們,「投射」、「偏見」跟各種「錯誤的覺知」,都是「情緒魔王」跟我們索食的高超伎倆,我們要保持覺知,並進一步覺察,除了他人引動的受苦,更深的地方是否也有我個人的議題在震盪?

讓我們記得把重點放在「相互理解」跟「促進愛語溝通」的言行上,不要掉入是非對錯的爭執陷阱,讓他人和我們的心的痛苦可以降低,淨化彼此的情緒;就好像在情緒的泥巴園裡,把「情緒魔王」種成一朵朵蓮花。

至於有沒有種出來?就看我們各自的修練了。

閱讀書籍:

Thich Nhat Hanh(2017).How to fight.Parallax press.

臺 灣 精 神 醫 療 的 百 年 簡 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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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正六年,西元1917年,崛內次雄聘請日籍教授中村讓來台授課「精神病學講義」,從此開啟了臺灣醫學界對精神疾病的專業學習。

陸續中脩三、奧村三吉、米山達雄、黑澤良介等精神科醫師,也相繼來台進行教學研究工作。隔年,台北市的仁濟院開始較有規模的收留精神病患,這年代採取的都是「監護隔離」的方式。臺灣總督府曾於1923-1935年間,派警察做過5次的人口調查,中脩三認為,此時全台的精神病患人數,應為官方調查的兩倍,約七千人左右。

昭和四年四月(1929),時任台北醫專精神科教授的中村讓醫師,在台北市舊宮町建立可收容41名精神病患的「養浩堂」病院(設有監置室),是臺灣精神病院的始祖;昭和九年(1934),臺灣總督府於松山五分埔設立「養神院」精神病院,由中脩山教授擔任醫務主任,是公立精神病院的濫觴。

昭和十一年(1936),日政府公布「精神病院法」及「日本精神病者監護法」於台實施;同年,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(現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的前身)成立。隔年(1937),日本政府指定台北養浩堂醫院、台南永康莊私人醫院為精神專科醫院,台中救濟院附設靜和醫院為代用精神醫院;此時的收治規模都不大。

昭和六年十二月(1939),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開設精神患者的住院病房。昭和十六年五月(1941),根據醫生助手渡辺元的說詞,彼時治療以「電痙攣」為主,且因戰時的藥物缺乏,奎寧跟胰島素都難以供應,故無法進行「胰島素休克治療(insulin shock treatment)」。

昭和二十年(1945),台北帝國大學醫院遭到美軍的炸彈攻擊,全院疏散至大溪;彼時的台籍精神科醫師仍相當少。二戰後,國民政府遷台,整個社會突然陷入一場翻天覆地的震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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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35年(1946),日籍教授中脩三返回日本,由副教授黑澤良介繼續教學至該年底;36年1月由台籍林宗義先生出任主任,此時台大精神科的房舍破舊、設備簡陋,一切都等待重建。

林宗義指出,因為台灣深受日本沿習的德國精神醫學理論體系的影響,故戰後初期使用的診斷名稱都和日本相同。但不久,他們就得開始學習北京話跟大陸帶來的美式醫學教育;民國39年始,台大醫院的病歷,也從日文、德文轉成中文、英文紀載。

這初期,林憲教授說台大精神科是以「比較文化精神醫學」為重心,並投注「精神疾病流行病學」的研究。這年頭,還有兩個風潮,一是留學美國,二是動力精神醫學的興起;隔年,台大開始進行個別的心理治療。民國42年後,精神病房的治療團隊,開始有臨床心理師、社會工作師跟職能治療師的加入。

44年(1955),臺灣省衛生處成立了「心理衛生委員會」,由林宗義醫生負責全省的心理衛生工作的策劃;同年,台大醫院設置臨床心理部,由柯永河先生擔任主持人。45年,臺灣省衛生處跟台大醫學院合作,創設「台北心理衛生中心」,一來進行兒童心理行為問題的輔導、診治工作,二來實驗社區心理的保健服務,並從事出版、專業人員培訓跟國際交流等活動。

這幾年,台大醫院的門診患者激增,精神科病房除了進行身體療法為主的胰島素休克療法、電擊痙攣療法、持續睡眠療法跟發熱療法外,也輔佐作業治療跟康樂活動。

民國46年後(1957),除了電療法外,胰島素療法已逐漸取消,改由精神藥物跟各種心理治療、行為治療、團體輔導、康樂活動、生活輔導、社區復健所取代;對病人的管理,也從傳統的監禁逐漸走向半開放甚至全開放的管理模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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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陳永興醫師的研究,民國69年前(1980),「貧民精神醫療」完全歸屬於社會救助。彼時稱呼為「貧民施醫」,如民國61年至68年實施的「小康計畫」,或之後的「社會救助業務」,就對此前的貧民精神病患的收治,擔負起重要任務。

這些計畫是由內政部、社會處(局)在管,相關費用由社政部門支付;一直要到1980年後,政府開始編列預算、建構精神醫療政策並施行評鑑制度後,才算是把精神病患從「社會救助(社政)」的定位,轉到「精神醫療(衛政)」來主導。

在那6、70年代,凡是在街頭生病的無家可歸的遊民、乞丐或路倒者(包括智障、失智老人跟疑似精神異常者),要不被送醫治療,要不就收容到警政單位附設的「遊民收容所」養護(但無專業治療,故病情難以改善);而那些被評估,疑似有被害妄想、反社會人格跟可能擾亂社會治安的人,就會被警政單位介送到玉里養護所收容。

當時的公立精神病院,只有省立高雄療養院、桃園療養院跟玉里養護所三家,因總收治床數無法滿足社會需求;故遊民中的精神病患,就要由各縣市政府自行和私立精神科醫院簽訂合約收治。社會處也責成台北縣、高雄市,各自籌設八里和大寮療養院以回應社會需求。

根據陳永興於民國69年2月至4月間做的調查,彼時80間的精神科醫院診所,除了台大、榮總、市療等六家機構的品質較好外,其他七十幾家,都讓人覺得慘不忍睹,普遍有:空間狹窄、設施簡陋、環境骯髒、病床擁擠、鐵門欄杆生鏽、陰暗惡臭,甚至有糞便跟飯菜同堆的情形。

民國70年前,政府尚未訂定「精神衛生法」,也無專責的行政體系。要到民國73年後,因社會陸續發生台北市螢橋國小學童,被疑似精神病患潑硫酸、財政部關政司長被殺,跟龍發堂非法收容精神病患的事件,才使政府加快腳步,推動相關業務,於79年(1990),成立「精神衛生股」來專責全國的精神醫療業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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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年(1990),台灣通過「精神衛生法」,並於民國96年(2007),經由病友團體、專家學者跟精神醫療人員予以重修,明定權責分工、轉介制度、社區復健資源,跟強制住院的相關條例;此修訂也促使社區的精神醫療機構增加,至2010年止,已有75家社區復健中心跟100家的康復之家。

若從「精神醫療預算」的角度來看,陳永興醫師曾在擔任立法委員期間,為我們算過,民國69年前(1980)的全國精神醫療預算,一年僅有15萬八千元;要到民國75年(1986)11億(占總預算的百分之一)的這年,才是有意義的基準年。

他計算,民國84年(1995)全民健保實施前,全國的精神醫療預算加上社會福利補助大約是一年30億;有了健保後,初期全國的精神醫療費用大約是45億(占百分之一點五);105年的數據顯示,整個精神醫療在健保總額的地位不太可能超過百分之四,一年約200億上下的預算。

85年(1996)以來的精神衛生政策,已從早期的「社會安全管理」,轉至「關注個案福祉並提升社區復健能力」的走向;這些年來,精神醫院的擴增、設備改善、推行專科醫師制度、實施健保跟精神衛生法,及專業人力(社工、職能治療師跟臨床和諮商心理師),在人數、訓練及法規證照的建置上,都有很大提升。

但實務上仍存在很多的困難議題,像慢性病床若不轉回社區復健,有限的精神醫療預算就無法省下來並轉至其他服務項目,部分不合理的健保給付將難以改變;精神科的醫療/行政管理跟現實的落差,護理師/照服員的過勞議題,也都渴求改良;此外,各種天災人禍的心理衛生工作,戒癮家暴性侵司法等專案業務,跟社會大眾的心理健康素養的提升,也都是機會和挑戰。

1997年10月17日,陳永興在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演講:「台灣目前尚有相當多的問題要解決,但是我知道用一輩子照顧他,會愈來愈好的,新的知識、新的方法、新的制度不斷出現,相信我們付出的心血不會白費。」

透過回顧臺灣精神醫療的百年簡史,我們知道,精神衛生法所盼望的每一個理念,都是集眾人之角力,花長時間給拚博(拼湊)出來的。理想還遠、還沒抵達,我們除了夥同伴繼續努力,不會有其他的前進方法了。

參考文獻:

行政院衛生署(1995)。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(二)。台北:行政院衛生署。

陳永興(1997)。國家醫療與精神醫療政策。台灣精神醫學,第11卷,第一期。

陳永興(1997)。台灣醫療發展史。月旦出版公司。

楊素端、詹玉蓉、許芝綺、黃逢明(2005)。社政衛政攜手合作實例──轉安置桃園縣某醫院收容精神病患。社區發展季刊109期。

林憲(2007)。文化精神醫學的贈物:從台灣到日本。台北:心靈工坊。

行政院衛生署(2011)。臺灣公衛百年記事。台北:行政院衛生署。

在 早 餐 店 長 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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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晨2:20分,這對平均年齡破60歲的夫妻開始起床,簡單梳洗後,從四樓臥室走到一樓的早餐店店面,開門,開始過年期間的工作。

4:42分,他們的小兒子我,沒法像昨天4:30就起床,我覺得頭有些脹又重,但還是得起床幫忙做生意,誰叫我是他們的孩子。縱然我已33歲,平常做著還算不錯的正職工作,過年也包了好紅包孝敬爹娘,但還是得做;這是命,怨不得人的,怨也沒有用。

黎明前的街道當然是另一個世界。這麼早開店,除了過年的原因,平日是因為八大行業都是鄰居,他們在一夜的聲色疲勞後,需要在入睡前,給胃填些力量。我過往就得經常,從腳踏車騎到模特車,穿街過巷、日曬雨淋,一戶戶給不同的電子遊戲場、Motel、按摩店、私人住宅送早餐。

這麼早,連交通號誌都還在休眠,所有街道空空曠曠,同條街的另兩家早餐店也尚未開門,我已站在店門口,看著媽媽、阿姨老練的接電話,速寫包含醬料選項、冷熱甜度等個別化要求的早餐清單。

我們快速接下自己的分內工,一邊受理現場顧客的點單,一面眼明手快的製作內用、外送、外帶的餐點,收拾完膳的座位,收錢找錢,顧前顧後,還能聊天跟互相補位。訂單完成後,輪到我提著大小籃子或紙箱,好幾趟或只為一杯飲料、一份餐點,依舊出門送餐。

我熟練地穿入那一家家電子遊戲場的後門、正門,踏過菸蒂、檳榔渣、各式垃圾,穿過滿室陳年、厚重的菸味,電子舞曲流行音樂混和大量機台的過量遭雜的聲音,把早餐放下,跟小姐收錢離開,繼續回家提貨,再送下一間店,像不知道何時才能解脫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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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解脫的事還有很多。

我爸以前不時會對我說:「我看你很閒!來喇(轉動)這豆獎到滾再叫我,不能不喇啊!等下就變豆花、燒焦了!」或「我看你沒事可做!來割這一斤、二斤袋的紙板。」(說明:這是你們外帶早餐袋子底下墊的紙板。是的,就是我們一張張割出來的。)我媽則對我說:「去擦桌子。」「今天要拖地。」「地去掃了沒?」「我沒叫你擦窗戶已經不錯了。」

天曉得!我的國、高中、大學、碩士到此刻,雖然已漸入佳境,愈做愈少,愈不被徵召。但曾有那麼、那麼多時候,我就站在火燙燙的大鍋爐前,右手左手交替地喇豆獎、喇玉米濃湯,喔!還要洗很多碗盤、鍋盆,做很多的小弟點餐、端盤、收桌、結帳、清理的工作。

罄竹難書的雜事還有,撿雞蛋籃、補冰塊、補果糖奶精各種飲料泡粉、補桌面的免洗筷衛生紙甜辣醬醬油膏、搬茶桶、從裡面的冰箱把我爸預先切好的小黃瓜番茄片拿出來、拿牛肉片蔥油餅薯餅熱狗雞塊、去全聯福利社買整箱的沙拉油跟鹽巴砂糖中筋麵粉回來,內場的吐司飲料忙不過來時,我也得入場一起加速。

唉!記得國中、我們還住在隔壁租屋,開更簡陋的早餐店時,我當然每次做早餐都覺得很不情願,除了油煙、雙手要大量觸碰桌面殘渣,還得早起、不停被使喚,永遠有做不完的內務,外場颳風下雨也不能不去;有次,我就趁機摸魚跑上四樓房間聽音樂、自己唱歌。

當我拉著嗓,唱著莫文蔚張洪量的廣島之戀的副歌破音,「不夠時間好好來愛你,早該停止風流的遊戲」時,樓下傳來我媽的笑聲,罵我說:「下面忙死了!你還在這裡唱歌!還不趕快下來幫忙!」我真是哭笑不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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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時候,我有很多羞恥感。

覺得學校跟家裡是兩個世界。早期爸媽還在做珠寶生意時,我從來不用做這麼多勞動,光是我媽要我趁收店空檔,蹲在家門前的騎樓,那人來人往的通道上「去把你的髒鞋洗一洗」,我就覺得很尷尬,覺得自己蹲得那麼醜,如果被同學看到會很沒面子。

這些年歷練下來,我除了練出早餐店的幹事能力,手掌洗出一些小繭外,不再被面子不面子給困擾。起初是忙累起來,我就處在吃不消、無法逃離,只期望早日做完當日活的狀態,根本無力再想風花水月的事情,被迫「接地氣」的很。

後來,我漸漸能夠越出自己的感受界線,去看到「我們的處境」。我深深敬佩爸媽能放下身段,從收鈔票的珠寶生意,到日復一日數銅板、做早餐,至今超過十五年沒有休過一天假的日子。我知道,現在的我能過得比他們有選擇的自由,那背後他們的付出是什麼。

這經驗教會我看得進去,社會上的大量勞動家庭的營生處境。他們被柴米油鹽逼得緊的經濟壓力、長年的身心疲累、親子教養跟情感娛樂的匱乏,所綜合生出的各種煩惱、破裂的家族連帶的生命經驗。

過往我以為過不去的,現在也慢慢過去了。

愛 哭 鬼 小 隼 長 大 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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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為什麼只有我是愛哭鬼呢?」

幼稚園的小隼問二哥,他說:「全家六兄弟只有你這樣,所以這不是遺傳的問題了。」另一天,小隼最喜歡的幼稚園班導,因為結婚要辭職;道別當天,好多女同學都哭了,一開始小隼還強忍住淚水,但後來還是破功,哇哇大哭!

晚上媽媽問小隼,你最喜歡的老師的道別會怎麼樣?小隼先是閉緊嘴巴不講話,接著眼眶泛紅。媽媽見狀輕柔地說:「小隼,真遇到難過的事,男孩子也可以哭喔!」聽聞小隼整個人放鬆下來,整張臉埋進媽媽的膝蓋痛哭。

這名易感、愛哭的孩子,就是如今名滿日本的臨床心理學大家:河合隼雄。

昭和三年(1928),他出生兵庫縣丹波篠山,家中有六名兄弟他排行老五,父親牙醫,母親曾是小學老師。自小,他發現自己跟其他手足不一樣,除了愛哭、內向,還愛看書(最拿手的科目是數學和語文),不像大家喜歡整天在外面玩。

他說:「兄弟多了,真來勁!」那時家裡有訂《少年俱樂部》雜誌,但爸爸規定只有周六才可以看,星期六一到,兄弟都爭搶著看,成天學各種角色、情節打鬧,像珠三郎的笛子一吹,老大就變身怪俠黑頭巾出場!扮演杜立德醫生的遊戲也很好玩。

「我講話很少抽象,可能跟成天和兄弟們在一起有關,沒必要擺花架子,不說真心話,一下子就會被看穿。」晚年的河合隼雄這麼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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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和19年(1944)年,因為太平洋戰爭的緣故,河合只有中學的前兩年曾好好上過課。

第三年被《學生勞動令》動員到伊丹的兵器工廠當車工;當時沒什麼吃的,整天拼命工作,瘦得不成人形。回想起來,每天都有空襲,他見過太多的燒夷彈落在大阪、神戶,燒成一片火海的情景。他認為自己的青春歲月在中學二年級就結束了。那時每天都怕死,實在受不了!

戰爭快結束前,校方推薦他進軍校。面對這莫大的榮譽,爸爸跟老師都是高興的,但他很恐慌,手足、母親也反對;後來父親拒絕了,但也導致成績不錯的河合自此無法推甄上高等學校,只能進入神戶的工業專門學校,就讀電氣科(因為只有理科學生有緩徵兵期)。

沒上過高等學校的少年河合,自此被自卑感糾纏。幸好戰後的制度改變,他才能以工專畢業生身分報考大學,並考上京都大學數學系。上大學後,他除了持續感到自卑,也發現自己不是數學家的料;升大三前,他因為不知道人生方向,跟家人商量後決定休學一年。

在家裡晃盪的那一年,除了讀數學,他也認真思索未來的出路。他發現自己喜歡教育及與人互動,就立定志願,畢業後要當一輩子的高中老師。回望大學時代,河合說自己既沒談戀愛、也沒幾個朋友、課業平平,自認大學的色調非常低沉。

直到大學畢業,表哥找他去奈良的私立高中教書,才迎來他人生最輝煌的時期。那時,生活就是上課、刻教材、考試,還有演木偶劇、開讀書會、學法文,跟去京都大學修心理學的課(因為對人感興趣);只是對吃的還是節省,體重不到60公斤,直到中年才發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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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年代的京都大學是學不到臨床心理學的;佛洛伊德的書也沒人要理。

河合說,他對心理學感興趣,還有三哥的因素。有天三哥被找去做羅夏墨跡測驗,結果讓兄弟倆很是嘆服!他開始跟高橋雅春學羅夏墨跡測驗。期間,他曾寫信給美國教授Bruno Klopfer,跟他說某期的《投射法學報》有失誤的地方。

Klopfer居然回信說:「只有你看到這點。」河合就開始想去美國學心理學了!

此時,他已當了三年的高中老師,並在天理大學當校長的表哥的邀請下,進入大學當教育心理學的講師,不久也和育英學園的同事結婚。後來,他去參加Fulbright的獎學金考試,第一次學科通過,但面試落選(因為英文太差);第二次學科第一名通過,面試居然也通過了!

喜歡究底的河合,去找主考官問:「為何我的會話這麼差,也通過?」對方回:「我們發現英文流利的人,回國後反而對日本沒什麼貢獻,就錄取你了。」河合說這是他佩服美國人的地方!加州大學落磯山分校(UCLA)的Bruno Klopfer,就成為他在美國留學的指導教授。

上課後,河合被Klopfer觸動!原來在實驗心理學外,還有能直逼人的心靈的心理學,那是榮格的學說。當他跟老師的助理說自己也想學榮格心理學,想被分析(雖然很害怕);不久他就接到老師的電話:「我給你安排好了,分析師是剛從瑞士的榮格研究所拿到資格的J. Marvin Spiegelman。」

首次見面後,Spiegelman說:「你的分析費,我每小時收1美元,因為你還要買書、旅遊、生活……。下周把你的夢帶來吧!」河合愣住了!辯駁這不科學的東西不是我來美國要學的!Spiegelman反問:「你有研究過夢嗎?你什麼都不知道就說這不科學。我們先試試吧!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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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來Bruno Klopfer常帶著河合在身邊;看畫展、聽音樂會,還讓他做研究助理,讓他在美國待一年半才回日本。

跟Spiegelman進行分析十幾次後,河合做了一個「撿到匈牙利硬幣」的夢,拿起來一看,上頭印著仙人;聯想時,河合想到匈牙利是處於東方跟西方的中間,Spiegelman說:「你在東方和西方的連接處收穫了珍貴的東西。」

這東西是什麼?是Klopfer和Spiegelman師徒,鼓勵河合去瑞士的榮格學院,取得分析師的資格,並寫了推薦信,讓他獲得全額獎學金。1961年榮格去世,一年後,河合帶著全家人前往瑞士,經過三年的體驗式受訓(自己被分析、中期的八門課口試、250小時的分析受訓,跟9學科的結業資格考試)。

他終於取得第一位的日本榮格分析師的身分,於1965年(37歲)返回日本。

彼時,日本對榮格心理學還一無所知;很長時間,他都保持沉默,只腳踏實地做心理治療,並把沙遊治療(箱庭療法)引入日本。十年後,他陸續發表慢慢累積的「臨床的智慧」,逐漸受到社會的重視跟肯定;1981年(53歲)在沙遊創始人Dora Kalff的家開學習討論會後,有兩名美國分析師來請他做督導,顯示其專業能耐。

再後來,如同我們都知道的,他成為日本著名的教育家、社會評論家;曾出任日本文化廳廳長,京都大學的教育學院院長,是日本家喻戶曉的傳奇性文化人物。

平成18年(2006)八月,河合隼雄因腦中風倒下,經過11個月還是無法喚回意識,於2007年7月19日辭世(享年79歲)。他的好友詩人谷川俊太郎,在他的人生最後一本書《愛哭鬼小隼》裡致詩,最後一段是這樣的:

你來

像無言宇宙吹來的一陣風

在我們記憶的未來

你來


閱讀書籍:

河合隼雄(2010)。愛哭鬼小隼。台北:遠流出版。

小川洋子、河合隼雄(2013)。活著,就是創造自己的故事。台北:時報出版。

河合隼雄(2016)。給未來的記憶。上海:東方出版中心。

河合隼雄(2018)。河合隼雄的讀書人生:通往深層意識之路。上海:東方出版中心。

被 遺 忘 與 被 記 得

1

為何我們要回頭考察、記得玉里養護所的過往經歷?面對養護所的各式史料,我們要如何解讀而不扭曲?這是我在繼續閱讀跟搜羅相關資料時,無法迴避的核心議題。

讓我們參考加拿大歷史學家Margaret Macmillan,在「歷史的運用與濫用」一書中提供的各種建言、案例說明,跟操作反思的必要態度、原則,來進行自己的思考。我們會發現,文首的第一個提問是「我是誰?我們是誰」;第二個「我們該如何面對跟處理這段歷史?」

不久前,宋文里老師在「人間心理學」部落格,發表一篇文章「工欲善其事」。他指出所有的心理學教科書都「教育」我們,馮德(Wilhelm Wundt)是實驗心理學的始祖,但實情是William James早在四年前(1875)就已在哈佛創立過心理學實驗室,兩人後續的研究重心也各自轉到「文化心理學」跟「哲學」的領域。

為何教科書不告訴我們實情?因為「說真話」會大大降低「實驗心理學」的威望!不利「硬科學價值觀」的深入人心,且有害其政商權錢關係。為何實驗心理學至今仍無法回答眾多人心的根本議題,卻不思變自己?因為它已佔下心理學的主流詮釋權(發言權),同質化多數人的見解,且以「非科學之名」貶抑其它的研究取徑;造成「硬科學原理」高過對「歷史真相」跟「研究實質」的追求。

由此可見「歷史的詮釋」,對我們的影響何其深廣!當我們對歷史的知識跟判斷極度缺乏時,很容易被主流論述遮蔽,毫無自覺、反思的能力。美國歷史學家John Lewis Gaddis說:「歷史能幫助你知道自己是從哪裡來的,還有誰與你走在同一條路上。」

這都是我們要繼續探索、思考的議題。

2

「我是誰?我們是誰?」

在臺灣或華人的心理學界問「自己是誰?」可能是件很好笑的事,且會暗想,如果我能用流利英文來回答,一切會更好。為什麼?因為學心理學的初始,我們就是從遠離、輕視、遺忘,甚至排斥、批判自己的母土文化的生命經驗的根開始。

我們得學習用英文去認識、想、表現得像美國人的思考、做法一樣,這才是對、好、有價值的心理學;而硬科學又是最政治正確的美國人中的美國人,大家得牢牢跟緊、跟上才行。當學院的主流教授,大都這樣教育、訓練我們,此單一的心理學價值觀跟史觀就吃定我們了。

我們不再是自己,不再(也根本沒開始)認識自己的心理學的在地歷史,不再陶養自己群體的各式生命經驗暨自然長出的療癒、紓解之道;因為美國人的教科書沒教嘛!我們又這麼乖、這麼聽話,當然就不會了!但到頭來,我們並沒有成為美國人,頂多自嘲米國人吧!

但我們是米國人嗎?從自我認同的發展歷程來看,正在逐漸健壯、成熟的臺灣心理學社群,勢必要回答「我是誰?我們是誰?」的提問。除了找回自己的聲音、身影、獨特的心理學的差異的貢獻,並珍惜在地長出(或接枝轉化而成)的心理學的療癒路數。

我們也要把被遺忘、無人聞問的在地心理學的發展故事,給記憶起來。如此,我們才能長穩自己的主體樣貌,知道自己從哪裡來?經歷怎樣的變遷?受到哪些文化和時代潮流的影響?對本專業社群的想像是什麼?想一起走到哪裡去?

我們得靠「接地氣」才能溶入在地的情感/記憶/資源網絡裡,成為講得出自己的心理學故事的群體。

3

「我們該如何面對跟處理這段歷史?」

Margaret指出常見的歷史濫用有:創造謊言、只提供部分真相、錯誤詮釋、僅呈現對自己有利的訊息、草率的使用通論、觀點偏頗、緊抓單一視角、沒有適當的證據、忽略其他事實等。這麼做的好處很多!除了能繼續有理錯待他人,保護自己的名望、正當性;愈少人知道真相,舊有世界的金權結構就能愈少受到威脅。

什麼是合理運用歷史的方法?她說,我們要盡可能去了解真相(實際上發生什麼事)?事件的順序跟因果關係?務必審慎對待證據(特別是跟我們的結論不合時),常保懷疑─謙卑─反思自己的態度,檢視自己的價值觀(不該單純認為自己的觀點最好),持續檢視自己、他人的結論並提出質疑。

我們要知道,人類的記憶是有選擇性的、容易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;歷史上很少有簡單、黑白分明或全知全能的史學回答;這反而是一個持續追求真相的過程,我們要盡力去描摩歷史的複雜、豐富、細節交織的面向,在一個簡單化的故事裡將方方面面給鋪排、講述得宜,她認為這才是專業史家需要究心之處。

她提醒我們,有時研究者也要提出新問題或取徑,以超出既有的理解視野;必要時得提出理據跟國家、民眾的迷思對話。(但請先做好身心準備,任何直言不諱的歷史,總是不受當權者的歡迎,甚至會成為被翻桌、言語攻擊的對象,想想最近臺灣促轉會的楊翠發言人的例子就很清楚不過。)

最後她的建議是:「我們可以使用歷史,也可以享受歷史,但總是要謹慎處理之。」好的,Margaret女士。

閱讀書籍:

瑪格蕾特.麥克米蘭(2018)。歷史的運用與濫用。台北:麥田出版。

穿 透 縫 隙 的 光

1

隨著「繭中紅塵」攝影集追下去,我在網路書店找到了第58期的「經典雜誌」(2003年5月號),裡頭有張蒼松先生的兩篇報導文章:「繭中紅塵」跟「玉里醫院紀實」;也從網路翻到了記者邱顯明、曾萬跟杜廣奎等相關報導和其他專書、論文等少數資料。

看來這段塵封的精神醫療史,還是有些光從縫隙間,穿透過來。

據紀載,民國47年,全國的軍職精神障礙者都被集中到玉里榮民醫院療養;民國55年始,則在玉里榮民醫院提供的人力及土地上,以省政府預算成立了玉里養護所,專門收容來自各地流浪街頭的精神疾患跟失智遊民(常見由警務處、衛生處轉送前來,為全省各縣市衛生單位核定收容的精神病患)。

民國78年,才在省議會的意見下,將兩間醫院分家;79年(1990)始有第一位精神科醫師張堯舜到職,並擔任玉里養護所的副所長。

這長達23年的55至78年間(我們暫且稱之為「前精神醫療時期」),如張醫師說的是「收容管理」重於「醫療照護」的年代。如果我們不讀、不問、不追索資料下去,真不曉得那些歲月,病患們過的是怎樣的日子?(他們的家人?醫院的各職類工作人員?社區民眾又過著怎樣彼此交織、相依的工作與生活?)

2

目前有限的資料告訴我們,這23年是委託玉里榮民醫院支援的「監護照料時期」。

民國70年的醫院組織圖指出,此時的養護所設有「二科八室一所」(二科:監護科、診療科;八室:作業指導室、護理室、總務室、主計室、人事室、藥劑室、社會服務室、人二室、萬寧作業治療中心;一所:所長、副所長、秘書)。職員168名,工友、技工、護工124名,全所職工292名;養護居民床數高達1750床。

這些患者的組成,為民國55年開始收容的來自全台各地的600名病患,民國59年增設的義務退伍士官兵精神病患50人,有「安全顧慮」的精神病患300人(指具症狀或攻擊行為者,故標記提醒監護員跟護士留意自身安全),有63年先後收治的小康計畫貧民精神病患600人,跟低收入戶精神病患200人。至於具歷史爭議、懷疑因政治因素被「安全列管」的部分個案,本文尚未能探討。

直到民國83年(1994),玉里養護所已有1千8百名慢性精神病患,卻只有三位精神科專科醫師;85年(1996)當監護科併入護理科後,養護(收容管理)模式才算結束;可能是到88年1月15日(1999)改制成「臺灣省立玉里醫院」的前後,我才在組織編制看到:健保床(急性和慢性病房)、公費床、養護床、小康計畫床的分類,出現近現代的精神醫療的管理、照護架構。

3

如果我們想知道上述年代的人的生命故事,那就更少、更少資料了。目前我拼圖般、聽聞到的小碎片主題:

◎硬體環境似軍營,1994年的病房已經擁擠不勘,除了寢室採上下通鋪,並兼當餐廳、交誼廳和儲藏室外,可活動的空間只剩下病房跟中庭,衛生條件欠佳。

◎生活管理:採軍事化模式,人人穿制服、髮型一致、要求內務整齊;每日定時集合吃大桶菜、藥物;集中上課(教唱、女紅),休閒活動(下棋、打乒乓球、看電影),集合沐浴作息。

◎逃跑、自傷殺:多數的逃跑者當然是想回家、想自由;自傷殺者與完全苦於無路可出的絕境,脫離不了關係。

◎替代性的情感關係:部分病友會找到可以相互依附情感的對象,讓日子沒那麼難熬,但分合、吵鬧、打架、甜蜜也都有。

◎親密關係與性:除了自慰或同性間的自願/非自願的性行為,多數病友的親密關係和性需求,極難獲得回應和滿足。

◎還有菸抽的日子:數年前,病人還可以在院內抽菸,院方也將菸作為獎勵措施之一,鼓勵病患出現規矩行為;如今,在政府的無菸政策下,許多病患雖然身體健康了,但很多人的心情跟對菸的「渴」至今沒有回復,認為人生的極少、極少數樂趣被取消了。(還有人在意嗎?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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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不當的言行對待:早期的養護工作者,普遍沒有足夠的精神照護訓練,加上軍事化管理,大聲訓斥病友,找功能好的當調用病人(幫忙工作),都是常見的事;有時過界的辱罵、體罰也有所聞。

◎搶地盤跟階級鬥爭(當然也包括員工不是嗎?):病人跟病人間組成小團體,工作人員和部分病人勾結,工作人員跟外面的廠商勾結,更灰暗、誇張的職場醜聞何處沒有?

◎地下經濟:可外出(工作)的病友或部分員工,將食物或各種違禁品(菸酒)帶入病房,再高價售出、賺取利潤。

◎天邊家屬與孤絕死亡:不論患病程度,幾乎每位病患都不放棄親情及返家:而部分被家屬徹底遺棄的個案就是默默死去,由院方協助火化後,將骨灰安置在所內的「景靈堂」。最讓人心寒的是,總有些「天邊家屬」會在這種時候出現,爭的不是後事與追思,爭的是還有多少遺產可拿走?

◎不為人知的溫暖故事:工作人員對病友的個別照顧(私下給食物、物資,額外的關心協助),街友被家屬找回,病友間、病友和工作人員間,日復一日的相處,長出彼此的熟悉,卻也不特別言說的記憶情感。我相信當中的動人故事應該不少,只可惜我們不太知道。

◎各種精神復健作法、福利跟人權的提升前身:現今的個案已擁有相較健全的「社區/復健模式」,三大節日的辦桌及促進和家屬聯繫的:農曆過年返鄉、懇親會跟家屬座談會,病人權益的法令和通報管道也有;但這一切是怎麼變遷?長出來的?還可以如何改善?也是我們想認識的。

或許找出玉里養護所的「監護照料時期」的運作骨架並不難,但如何認識各色人等的經驗記憶,學習當中重要的歷史功課,就是我們往後的考驗了。